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来中国时，没有带电脑，只带了一部新买的、完全没有任何通话记录的手机。还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二级公司的总经理，试探着在11月来上海看了看。“我们集团的总裁一直不能来中国，如果我这次顺利回到东京，我会建议让他也来中国看看。”这位总经理在上海期间同笔者聊道。

　　一开始没有太明白日企高管的做法、回避来中国的原因，多问了几句才知道，日本媒体一直在集中报道20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给日本企业的感觉是，不论哪家企业、不论其工作内容如何，只要进入中国就会被监视，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

　　2023年3月27日，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报道一名医药企业的日企高管在北京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后，日本政治家、外交人员在其能够谈中国的地方，和中方人员接触时，肯定要谈医药企业间谍案，日本媒体也一定会详细报道。从这以后，日本企业几乎人人自危，来中国如履薄冰。

　　以笔者对日本媒体、民众感觉的理解，舆论上的狂轰滥炸，尤其是谈其他国家的反间谍法案，与个人的感同身受有一定差距，之所以能够产生惊弓之鸟效果，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从日本评论家对安倍晋三内阁这些年紧锣密鼓地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法，到菅义伟及岸田文雄将经济安保法做实，日本对经济安保的重视前所未有。公安警察方面的官员占据了行政中枢后，日本民众更多地感觉到了国家暴力机关距离自己有多近、社会有多么恐怖。

　　日本贯彻推行经济安保，必须要通过典型案例警示社会。公安警察需要尽快找到这样的案例，没有的话，就得——制造出来。

　　从2017年开始，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开始调查大川原化工机公司，认为该公司向中国出口了可以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的喷雾干燥机，逮捕了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但由于时间紧，手法过于粗糙，事实根据严重不足，大川原化工机事件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安保的典型案例，反而制造出了一个震惊日本社会的冤案。

　　在横滨时都筑区中小企业云集的地方，有一家制造喷雾干燥机的企业——大川原化工机株式会社（大川原公司）。这家企业成立于1980年，有员工86人。

　　大川原公司有三项独到的技术，分别为将液体微粒化、干燥及造粒。简单地说，使用他们的喷雾干燥机，能够将液体经过干燥后，成为想要的颗粒物，尤其是能够从中制造出设计规定的形状、尺寸，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结构。

　　由于大川原公司的干燥机具有这些特点，且干燥机出口到了中国，2020年3月11日，警视厅公安部外事一课逮捕了该公司总经理大川原正明、顾问相嶋静夫及常务董事三人。

　　实际上，警视厅从2017年就开始搜查大川原公司了；2018年以后，数次去大川原总经理家里，公司员工及公司本身反复接受过警视厅的搜查。当时大川原总经理对此相当乐观，认为自己和经产省有着非常紧密的沟通，产品本身也绝对没有问题，因此一直以配合的态度应对警视厅的调查。没想到到了2020年3月，警视厅竟然还是以违法向中国出口的名义，逮捕了他及公司另外两人。

　　这里需要对日本的警视厅做一个介绍。大部分读者通过电影等知道日本在战前有“特别高等警察”（特高）。特高在战后表面上被废除了，但实际上以“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公安警察）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警视厅警备部直接指挥公安警察，并在厅内设有公安部，地方县城（日本县大于市）设有公安课。

　　公安警察警衔分为警视监（相当于中国的总警监）、警视长（警监）、警视正（警督）、警部（警司）、警部补、巡查部长或巡查（警员）。本文中出现的警部、警部补等，属于在基层发现问题，直接逮捕嫌疑人员的重要人物。

　　大部分日本公安警察行事稳健，他们在逮捕、起诉嫌疑人前通常有严格的执行手续，很少因为某些破绽中途而废。又由于公安警察通常从国家战略角度从事相关的工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他们向检察院提出逮捕申请时，也比较容易获得批准。

　　博鱼BOYU

　　大川原总经理当然知道公安警察不同于普通警察，反复来自己家里、公司调查、搜查，肯定是要把疑案做实，但他本人一直觉得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为了禁止将某些机器用于生产化学或者生物武器，经产省对干燥机的性能有一个分类，其中“灭菌”（sterilized）机器属于能够生产化学生物武器，而“杀菌”（disinfected）属于制药机器中的一部分，与武器制造无关。大川原公司的产品占了日本国内市场70%的份额，在这个细微领域中，该如何执行经产省的相关法令，大川原总经理与经产省、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有过无数次的沟通，深知自己的产品根本不能灭菌，不受出口限制。

　　对于公安警察多次来调查搜查，大川原总经理认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把所有数据都摆在那里，数字能说服一切，相信公安警察、经产省会给个说法。

　　大川原总经理本人先后接受了39次公安警察的询问，常务董事是35次，顾问也接受了18次查问。公司共有47人先后配合调查263次。渐渐地，大川原总经理感受到了公安警察无论如何要将本案做实的“执着”。从内心厌恶战争，在机械出口前还要特意去进口国的企业那里看现场，要求对方“绝对不从事武器制造”的常务董事，对公安警察的真实用意也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是无辜的，你们再怎么调查，也不可能起诉我们。”在被逮捕的11个月时间里，不准许保释、反复被带去审问的时候，大川原总经理一直坚定地这样对公安警察说。

　　做实一件疑案，需要学者提出证据，国家机关认定违反法案，嫌疑人自己不得不承认违反了相关法律。尤其是公安警察抓的案子，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法律依据及嫌疑人的供词。

　　2017年5月18日，公安警察安积伸介警部补来到了防卫医科大学，向微生物学专家四宫成祥教授询问灭菌与杀菌的定义。之后有几次再度来到防卫医科大学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

　　2018年3月28日，在和四宫教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谈后，安积拿出了电脑及打印机，当着教授的面，将事先准备好的谈话纪要打印了出来。四宫教授觉得这问题已是多次来问，公安警察应该对相关问题已非常了解，彼此之间的谈话内容应该真实诚信，便没有确认谈话纪要的具体内容，就在上面签了字。

　　冤案发生后，NHK记者拿着四宫签字的纪要再去找他时，四宫才发现纪要上写的和自己说的驴唇不对马嘴，追悔自己没有确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安积警部补能如此下作。

　　原来经产省上席安全保障贸易检查官直接对公安警察说过：“只能说我们的省令存在缺陷，如果不修改省令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能限制喷雾干燥机的出口。”公安警察找了几次经产省的人，对方就是无动于衷。但到了2018年2月8日，经产省开始松口了。NHK采访经产省的一位课长辅佐时，他对电视台说：“我听说公安部的新美恭生部长亲自来做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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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部长是警视监，相当于总警监级别的人，他不会轻易来做经产省的工作。总警监出面后，经产省必须更改自己的态度。行政方面开了口子，公安警察之后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

　　安积警部补逮捕了大川原公司数人后，大川原总经理及公司顾问死不认罪，他只能从常务董事这里入手。在四宫教授那里的做法，这次在常务董事这里又试了一回。

　　安积让常务在事先打印好的供述书签字，常务看到上面写着“我在获得总经理的指示后，未经许可就将设备出口了”，当即表示不能签字，希望改写成“核对过出口管理支援团体的相关文件，将设备出口到国外”。安积表示可以理解，很快拿出新的供述书，常务看到并未按自己的要求修改，而是改成了“我与总经理合谋”。

　　有了从专家、政府负责机构及嫌疑人那里拿到的所谓“证据”，安积等公安警察认为能够将大川原公司疑案做实，他们等着正式上法庭，最终给大川原等人定罪。

　　2020年3月，警视厅以违法向中国出口相关设备为由，将大川原总经理等三人逮捕后，和所有案件不同，三人的律师数次申请保释，均未通过。

　　尤其是相嶋顾问，在拘留期间身体一下子垮了，9月15日开始在狱中便血，并发现了胃癌，需要紧急救治，律师申请保外就医，但检察官并未同意；到了10月16日才被准许去医院治疗，但已经病入膏肓，于2021年2月7日病死。

　　大川原总经理及常务董事是2021年2月5日才被保释出来的。两人最终能被保释出来，与企业在总经理被逮捕期间一直不停歇地做干燥试验有关。

　　公司希望能够做出一台“灭菌”干燥机，但用了整年的时间，用了公安警察及专家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去做“灭菌”机，积攒下数尺高的实验结果，但最终仍未能获得“成功”。公安警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实验结果，“灭菌”的成功与否，成了保释及破解疑案的重要证据。

　　到了2021年7月20日，警视厅才取消了对大川原总经理等人的起诉。不过当年的《警察白皮书》是7月10日公开发行的，这年的白皮书中已经给大川原化工机事件做了定论。尽管没有在白皮书中直接写大川原公司，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这家公司。文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疑案的主要过程，看得出来警视厅早已将此案定案。

　　一年之后的2022年8月，大川原公司通过辩护律师向警视厅提出删除白皮书内容的请求，警视厅在刊发一年之后，不得不在网络上删除了相关记载。从白皮书的内容看，临时取消起诉，纯属意外。

　　因搜查、主要领导被拘留而丧失大部分业务，好端端的一家公司陷入经营危机。个人、公司失去的利益、名誉该如何挽回？能走的路子只有一条，就是要求国家及东京做出经济上的赔偿。2021年9月，大川原总经理等将警视厅及东京地方检察厅告上了法院。

　　人们在法庭上听到了一些公安警察对案件调查等过程的描述。法官问及该如何给这样的调查定性时，一位参与调查的公安警察公开说，整个过程就是在“捏造”。

　　安积等公安警察的捏造大白于天下后，2023年9月结审，12月27日做出了正式判决。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警视厅逮捕的违法性” 警视厅公安部认为该公司的喷雾干燥机内部的高温能够杀死大肠杆菌，但公司员工在接受调查时已经明确说明了机器内部情况，即便一直向机器内部通风，也不能实现完全杀菌。而公安部并未再度测定温度，直接逮捕了总经理等三人。

　　“东京地方检察院起诉的违法性” 在听取了公司员工对机器温度的说明后，依旧决定拘留并起诉相关人员，没有尽职从事检察官应该做的必要搜查，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条款。

　　“警视厅审讯上的违法性” 警部补在审讯中假装修改了供述调查书中的内容，骗取供述人的口供，记载了审讯时并不存在的内容，通过欺诈的方式获取供述书属于违法。

　　12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警视厅公安部及东京地方检察院违法，为此需赔偿大川原相关人员，其中国家赔偿1.58亿日元，东京都赔偿1.62亿日元。

　　对于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警视厅诉讼事务课长小松秀树对日本媒体表示：“我们会对判决内容进行精确解读，再探讨今后的对策。”东京地方检察院副总检察长新河隆志对日本媒体说：“国家的主张中有些未被承认，实在遗憾。我们将和相关机关及上级省厅协商后制定适当的对策。”国家及东京都均未向冤案受害人表示歉意。

　　自从安倍内阁重视经济安保后，公安警察开始成为行政的中心。“警察与政权进入到了蜜月期。”日本记者青木理对《朝日新闻》记者谈道。

　　在青木看来，第二次安倍政权及菅政权均为战后从未有过的“警察政权”。相当于内阁二把手的官房长官由政治家出任，但副长官中有一人为行政方面的官僚，安倍及菅内阁期间，这位副长官均由警察方面的官员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也是警察方面出人出力。

　　公安警察在日本主要从事反间谍或派遣间谍等任务，过去是其最重要的工作，而冷战结束后，公安警察忽然失去了主要工作，原本应该关心非传统性国家安全，如奥姆真理教、会等组织，但只懂的公安警察特点未变，对奥姆真理教、会几乎无防范能力，现在想抢风头，也只能继续从方面着手。此时浮现在他们眼前的，便是大川原公司向中国出口的喷雾干燥机，想把这件事做成一件新的典型案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安警察贴近政权后，日本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比如政治家演讲时，起哄鼓倒掌是常有的事，但先前安倍演讲的会场，谁敢起哄，便会有警察过来“伺候”；对于安倍的亲朋好友，国家在项目上能够多给便宜，如果有官员看不顺眼，胆敢出来妄议，这位官员的丑闻便会瞬间被晒到网上（如文科省官员前川喜平议论加计学院问题）。

　　日本企业家自然对本国的公安警察主导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反间谍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身处日本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早已成为惊弓之鸟，对周边国家的过激反应是必然结果，日本公安警察、舆论正好要杀鸡儆猴。

　　大川原化工机事件之后，日本公安警察必定要拿出一件能板上钉钉的经济安保事件，以挽回公安警察的名誉。